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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铭心刻骨的记忆

    时间:2021-01-18 09:02 来源:深度报

    摘要:1978,在几十年政治运动满目疮痍中,执政党中一批正直忠勇之士挺身而出,响应人民和历史的呼声,掀起真理标准大讨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冲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国家前途和个人愿景都洒满了阳光……

     

    1978年的上海外白渡桥,你还认得吗?

    在智识稍正常的中国人心目中,1978年,是铭心刻骨的记忆。

    1978,在几十年政治运动满目疮痍中,执政党中一批正直忠勇之士挺身而出,响应人民和历史的呼声,掀起真理标准大讨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冲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国家前途和个人愿景都洒满了阳光……

    这一年的变化,很多老百姓特别是年轻人从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希望。

    《人民日报》报道三中全会的郑重承诺:从今以后,只要不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现代化建设就是全党的中心工作。其他工作包括党的政治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不能再搞任何离开这个中心工作,损害现代化建设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了。( 1978年12月25日社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

    这一年,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访问北京,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走进北京王府井,可口可乐进入了中国的涉外宾馆。  

    配合紧锣密鼓的中美建交谈判,人民日报刊出副刊文章《大豆与中美科学交流》( 1978年12月25日 ),介绍说大豆的故乡在中国,在美国获得巨大的发展。文章配发装饰画《中美两国人民永远友好下去》。

    装饰画《中美两国人民永远友好下去》

    日本电影《追捕》来了。

    高仓健饰演的检察官杜丘冬人,受黑社会陷害而逃亡。牧场主女儿真由美,从感激杜秋的救命之恩,到义无反顾地相助杜秋。在东京街头的围捕中,真优美的马队及时赶到,杜秋跳上马背,问真由美:“你为什么要帮助我?”长发飘飘的真由美大声回答:“因为我喜欢你!”此前江青孵化的“样板戏”中,英雄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形象,婚恋爱情戏阙如。

    整整一代年轻人,为这样大胆的爱情表白而震惊并怦然心动。

    《中国青年》杂志1980年第五期刊发一篇“潘晓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这样的“吐槽”,过去视为错误思想加以批判,甚至会被当作反动观点给当事人带来不测。

    《中国青年》杂志却借此号召年轻人坦然交流,发起人生观大讨论。一麻袋一麻袋的读者来信涌向编辑部。

    “党内一支笔”胡乔木邀约团中央分管宣传的书记处书记胡启立来到杂志社。乔木说:“青年们讲讲自己的苦闷和失望有什么不好……这表示他们对社会究竟还是抱着希望和信任。他们叹息了,或者发些错误的牢骚,我们不应该恼怒,也不应该置之不理,而应该弄清楚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且认真地帮助他们找到希望的所在。这里最需要的是年长一代人的耐心和热情。”

    1978年2月17日,一位不懂世事的数学家在人民日报占据了两块整版,这就是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还配发了一张陈景润的木刻像。接着,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陈景润和他的老师华罗庚,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道坐上了主席台。

    邓小平在主席台上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崭新观点,而且为陈景润这样的“书呆子”摘掉了“白专”的帽子。

    科学家陈景润   在“文革”末期,邓小平听取主持中科院工作的胡耀邦汇报时,就给予陈景润高度评价:“像这样的科学家,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起!”陈景润的住房长期未能解决,邓小平得知后非常生气,指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高登榜就地解决。

    高登榜亲临数学所,表示“不分房子我不走”,当天,科学院就分给陈景润一套四室一厅院士房。

    体制内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偏见乃至敌意,一时难以消除。

    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的致辞在高层传阅时,汪东兴副主席说:“我看这个稿子水平不高,毛主席讲了那么多关于科学工作和知识分子的话,为什么不引用?譬如,毛主席说的知识分子要改造世界观,就应该谈一下嘛!”

    起草小组向邓小平请示,邓小平回答:“一个字也不要改!”

    “文革”时期,报纸对领袖的话都要改排黑体字以示尊崇。

    就是从全国科学大会起,邓小平吩咐:他的讲话里引述毛主席的话不要排黑体字。人民日报就此废弃了这种“神化”的版面手法。

    更多的官场博弈,解放思想与“两个凡是”的较量,在公众视野之外展开,但每个中国人都深切地意识到除旧布新的艰难和改写历史的豪迈。

    1978年6月,汪东兴副主席对胡耀邦大张旗鼓地平反冤案看不下去了,出面敲打耀邦说:“有一些案子是毛主席定的,中央组织部的部长有什么权力修改毛主席的决定?”

    胡耀邦不为所动,在9月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针锋相对地宣称“两个不管”:“凡是不实之词,不管是什么时候,无论是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是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耀邦的这句话在党内未能传达,但人民日报把“两个不管”的精神塞进这一年11月15日“本报评论员文章”《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定的,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高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批错了的案子,就可以不纠正。我们党和国家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党规国法。”

    文章刊出后,一个电话打进人民日报,开口就要求报社负责人接听。

    电话转到副总编辑李庄办公室,来电问道:  “《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这文章你看过吗?”李庄回答:“我签发的,当然看过。”

    来电说:“你也是个老同志吧,你同意文章的观点吗?”李庄说:“正因为我也算个老干部,所以同意文章中全部观点。”

    来电提高了声调:“文章里说的‘领导干部’,包不包括毛主席?”

    李庄在回忆录中说,听到这里自己也不甘示弱地提高声调回答:“你认为毛主席如果批错案子就不应该平反吗?”来电突然挂断,显然是气坏了。

    1978年,陆定一的儿子陆德找到人民日报第一副总编秦川,递上一份信《申诉父母冤情和请求两位老人出狱》。陆定一,中共“七大”选出的三十几位中央委员中唯一的大学毕业生(周恩来等人大学肄业),担任中宣部长20年之久。“文革”以来,中宣部作为“阎王殿”被推翻,陆定一及长子陆德,夫人严慰冰及其母亲、二妹、三妹、四妹均被捕入狱,全家总刑期达56年!

    秦川将陆德的信批发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特刊”,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前,送给中央领导和在京的中央委员。在胡耀邦主持下,中组部作出“解放”陆定一的决定。陆定一出狱后,秦川去他家探望。严慰冰的妹妹把一条纱巾套在秦川脖子上,动情地说:“我们全家人都感谢你!”

    陆定一复出后的第一篇文章《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1979年3月8日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

    里面有句话引起有些人的不满或担心:“现在,已经完全清楚,彭德怀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的‘意见书’,是正确的。错误的不是彭德怀同志,而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

    文革中彭德怀元帅被公开揪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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