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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修澤:新發展階段東北振興路徑探討

    時間:2021-11-28 15:48 來源:中改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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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國內核心期刊《學術前沿》(2021年第10期下)刊發了著名經濟學者常修澤教授的長篇論文《新階段振興東北路徑探討》。此文以作者新著《中國東北轉型通論》為根基,系統闡述了他提出的“‘三重繡帶’突破說”。為國家尋求"東北振興取得新突破",提供了一條走出"三重銹帶”的路徑選擇,是一篇有新意的力作,引起學界和政界關注。

    日前,新華社《經濟參考報》曾刊發了國務院東北辦原副主任宋曉梧先生肯定并進一步印證“三重銹帶”觀點的評論(見本公眾號11月20日)?,F將常修澤教授的重磅論文轉載如下,以饗讀者。

    【摘要】東北的發展現狀不僅表現為“增長的銹帶”,而且從深層看還具有“體制的銹帶”、“結構

    的銹帶”和“文明方式的銹帶”特征。按照市場經濟運行的一般規律,經濟體在具有足夠彈性和

    韌性的條件下,自身有一定的自我修復能力。但在東北,由于“三重銹帶”的痼疾存在,經濟體

    資源配置的靈活度不足,自我修復能力比較弱,在宏觀經濟下行的情況下,比其他地區更易產生

    比較突出的經濟和社會問題,以致陷于困境。東北振興需要新路徑,即走出僵化的體制 “銹帶”,

    走出板結封閉的結構“銹帶”,走出非現代性的文明方式的“銹帶”。

    【關鍵詞】“三重銹帶” 東北振興 新思維

    【中圖分類號】F427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20.014微信圖片_20211128153344

    常修澤

    莫干山研究院學術委員會聯席主任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國東北振興研究院專家委員會副主任


    在對中國東北長期調研并對其發展探索的基礎上,筆者逐步形成“三重銹帶”觀點。“銹帶”說,雖然受國際上通行的“鐵銹地帶”一詞的啟發,但筆者賦予其獨特的內涵,屬于一種“再創造”。“鐵銹地帶”一詞,在國際上是指衰落的資源型城市或工業基地,如英國的伯明翰、美國的底特律、德國的魯爾和法國的洛林地區等。這是一個“中性”的經濟范疇或概念,沒有制度的屬性。與上述國外“衰落的資源型城市或工業基地”相比,中國的東北地區雖有某些相似之處,但并不完全相同。中國的東北地區不僅是老工業基地,而且是中國農業、資源、科技、人才的聚集地。如果把中國地圖看成“金雞”的話,中國東北則是“金雞”昂起的“頭顱”。然而,由于種種原因,昂起的“金雞頭顱”卻有些低落,以至被某些媒體稱為“東北銹帶”。筆者認為,這是很值得學術界同仁及關心東北的人士認真研究的。

    根據筆者的初步研究,國外的“鐵銹地帶”主要“銹”在資源枯竭和產業上,因此,這些地區都是“衰落的資源型城市或工業基地”。而在東北,除人所共知的此處“生銹”外,還多了其他。當然,究竟“銹”在哪里?人們有不同的認識。

    本文以為,東北不僅表現為“增長的銹帶”(這是各方面多有議論的),而且從深層看還具有“體制的銹帶”“結構的銹帶”和“文明方式的銹帶”特征。這就意味著,完整意義上的東北振興路徑,實質包含了“三位一體”的理論含義:走出僵化的體制“銹帶”,走出封閉板結的結構“銹帶”,走出非現代性的文明方式的“銹帶”。本文擬從總體上對“三重銹帶”論進行探討。

    體制的“銹帶”:起飛的“沉重翅膀”

    “沉重的翅膀”一詞引自現代著名女作家張潔的長篇小說《沉重的翅膀》。這是一部反映改革開放初期工業領域經濟體制改革并獲“茅盾文學獎”的作品,小說中描寫的工業戰線復雜斗爭即有東北的某些原型。恰好在小說出版的前一年(1980年),筆者基于東北調研在《人民日報》理論版發表了《長期并存 比翼齊飛》一文。文章重點探討“所有制結構”,主張國有經濟與非國有經濟(當時只認識到非國有的城鎮集體經濟,未提出私營經濟)“長期并存,比翼齊飛”。有意思的是,這里的“齊飛”與“翅膀”息息相關。40年后的今天,筆者的認識在廣度和深度上有所拓展變化。

    立論基礎:國有民營“共同經濟基礎論”和“市場決定論”。第一,所有制之“銹”,既表現在國有經濟缺乏活力、效率低下,又表現在民營經濟不發達,迄今尚未形成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比翼齊飛”之勢(與40年前的《長期并存 比翼齊飛》相比,這是追求一種升級版的“比翼齊飛”)。第二,經濟調節之“銹”:經濟市場化程度低,政府干預導致經濟起飛的“翅膀”“沉重”。東北體制之“銹”不是“偽命題”而是“真命題”。

    為了給下面的分析提供較為堅實的立論基礎,這里首先簡要闡釋筆者于2010年提出、近10年來逐步深入探討的國有民營“共同經濟基礎論”和中央于2013年提出的“市場決定論”。

    對于國有民營“共同經濟基礎論”這個命題的探討,筆者大體走了四步。

    第一步,2010年出版的《產權人本共進論》一書中,分析了中國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之間的關系,即“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是相得益彰、共同發展的。他們都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礎”,簡稱“共同經濟基礎論”。[1]第二步,2013年10月(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之前),筆者出版了《包容性改革論》。在這本書中,進一步闡述了此前提出的“共同經濟基礎論”。在該書第五章《經濟改革:建立公正的深度市場化經濟體制》第七節《民營經濟發展待突破的三個問題》中,筆者寫道:“中國共產黨今天在中國執政,到底經濟基礎是什么?”

    “此前一個比較流行的看法。‘只認為’國有經濟是共產黨執政的基礎,‘否認’民營經濟也是執政的基礎之一”,[2]“這就是為什么國有經濟跨邊界的擴張和民營經濟被擠壓的理論根源之一”。[3]

    基于此,筆者明確提出“民營經濟發展理論和模式需要有重大突破”。重申此前提出的“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是相得益彰、共同發展的,它們都應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礎”?;谶@一研究,書中提出“包容性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即“產權體系創新:包容‘國有’與‘民營’”。[4]

    《包容性改革論》出版之后,《北京青年報》以這一章內容為基礎,發表題為:《常修澤:國

    有與民營都該看成共和國的“親兒子”》的長篇訪談,于2013年11月22日刊出。當時,書與訪談皆

    引起爭議。當月,就有人以《“私生子”豈能冒充共和國的“親兒子”?》為題撰文批評。

    第三步,2018年,筆者出版了《所有制改革與創新——中國所有制結構改革40年》。2018年11月1日,中央召開民營經濟座談會,會上有兩句話非常重要,第一句話是“民營經濟是我國經濟制度的內在要素”,第二句話是“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筆者認為這里的“我們”是中國共產黨,“制度要素”是社會主義制度。這是兩個基本的要素。

    第四步,2019年5月,筆者在《經濟研究》高層論壇上以《“共同經濟基礎論”再探討》為題發言,從歷史、理論、實踐、國際四個維度進一步闡述了“共同經濟基礎論”觀點。除“共同經濟基礎論”外,本文另一立論基礎為“市場決定論”,即《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作出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重要理論。

    所有制之“銹”之一:國有經濟缺乏活力。在前面闡述的國有民營“共同經濟基礎論”中,國有經濟無疑是重要組成部分。因此,研究東北的所有制結構,應該首先研究國有經濟這部分。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專門針對國有企業明確指出:“經過多年改革,國有企業總體上已經同市場經濟相融合。同時,國有企業也積累了一些問題、存在一些弊端,需要進一步推進改革。”后來在多次會議上中央領導同志列舉國企存在的問題,歸納起來主要有:(1)國企市場主體地位未真正確立;(2)現代企業制度尚不健全;(3)國資監管體制需要完善;(4)國有資本運行效率不理想;(5)“內部人控制”;(6)國有資產流失嚴重;(7)計劃經濟遺留下的企業辦社會職能以及其他歷史遺留問題,等等。特別是在2014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針對片面地“為國企改革唱贊歌”的思維,中央領導同志更鮮明地指出,“推進國企改革要奔著問題去”。

    筆者認為,“奔著問題去”是研究國企改革的“著眼點”。依據“問題導向”思維,結合本人的實際調查,發現上述列舉的國企存在的七個問題,在東北地區不僅存在,而且比較嚴重,加之還有東北特殊的問題,因而國有經濟起飛的“翅膀”更加“沉重”。

    2015年筆者在東北詳細調查了黑龍江、吉林和遼寧三省規模以上國有企業資產情況。從當時可得的2013年有關數據來看,國有經濟的比重確實過高。三省規模以上國有工業企業資產占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總資產比重的具體數據是:黑龍江64.69%、吉林54.09%、遼寧45.8%,[5]三省算術平均數為54.86%。根據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負責人在“2013上海國資高峰論壇”中提供的數據,2012年底,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總額中,國有資產比重只占23%,[6]東北三省比全國平均數高20%到40%。以上是工業領域情況比較,倘若換一個比較指標,與更大范圍的非金融領域相比,情況同樣嚴重。據了解,2014年全國非金融國有企業總資產占非金融企業全部總資產的比重為30.2%。即便使用東北三省規模以上國有工業企業占工業企業總資產比重的算術平均數54.86%與之相比,也高出二十多個百分點。2016年初,筆者在《戰略與管理》雜志第1期發表《東北振興戰略新論》,引用了上述兩段比較數據,引起相關人士重視。繼之,2016年4月2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的若干意見》公布之后,為進一步了解東北三省地方國有企業的資產情況,筆者查閱了最新的《中國會計年鑒2016》有關數據,獲得更詳細的各方面資料,見表1、表2。微信圖片_20211128153400微信圖片_20211128153403

    在以上所有者權益總額中也包括一部分非國有的股份在內,那么剔除這一部分,純粹的國有資產(資本)是多少呢?見表3微信圖片_20211128153406

    如此大的國有資產規模,其經營狀況如何?特別是經營效果如何?這是大家關心的問題,也是

    近來討論中有爭議的問題。究竟“東北國有經濟效益不佳”,是真命題還是偽命題?見表4至表8。微信圖片_20211128153409微信圖片_20211128153452微信圖片_20211128153440

    從以上幾表中可以看出,2015年東北三省的國有企業利潤總額是-52.7億元(其中遼寧負值,為-52億元),三省的盈利面簡單算數平均為49.56%,特別是作為經濟效益重要指標的國有企業凈資產利潤率平均數為-0.3%。這就意味著東北三省,近1萬億元的國有凈資產(加上銀行貸款等超過2.8萬億元的國有總資產)經營一年,不但沒有利潤,反而整體虧損。

    以上是《中國會計年鑒2016》反映的2015年東北三省的國有企業經營情況,那么,《中國會計年鑒2017》所反映的2016年情況如何,是否有重大進步呢?為進一步了解東北三省地方國有企業的最新情況,筆者查閱了《中國會計年鑒2017》有關數據(《中國會計年鑒2017》為本文寫作時最新數據),見表9。微信圖片_20211128153455

    除去負債以后,所有者權益總額是多少?見表10。微信圖片_20211128154059

    如此大的國有資產規模,其經營狀況如何?見表11至表15。微信圖片_20211128154106微信圖片_20211128154108

    從以上表9至表15來看,2016年東北三省的國有企業利潤總額已經轉負為正,三省的盈利面在41.9%至54.6%之間,三省簡單算數平均為47.23%,比上一年(2015年)的盈利面49.56%。進一步縮小了2.33個百分點??梢?,盡管企業利潤總額已經轉負為正,但國有經濟缺乏活力、經濟效益低下問題并沒有解決。

    所有制之“銹”之二:民營經濟不發達。國企的“翅膀”是如此“沉重”,那么民營經濟如何?2017年2月北京某學者撰文說:“在橫向比較中,東三省GDP構成中的‘民營經濟’已相當‘充分’,甚至存在超浙、滬、粵現象。”這個結論符合實際嗎?誠然,由于前面所提的在GDP增長緩慢、經濟下滑的情況下,東北民企發展數量上有所增加(中小企業數量確實不少),對經濟發展發揮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因此在GDP中份額有所增加。但能不能就因此得出“‘民營經濟’已相當‘充分’,甚至存在超浙、滬、粵現象”的結論呢?

    針對這一觀點,2017年4月筆者在《東北振興戰略新論》一文中提供了一組與“民營經濟”相關的2017年年初《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中“非國有經濟發展”指數。該指數由三個分項指數構成:(1)非國有經濟在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中所占比例(原為非國有經濟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產品銷售收入中所占比例);(2)非國有經濟在全社會固定資產總投資中所占比例;(3)城鎮非國有經濟就業人數占城鎮總就業人數的比重。從《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中可知,在非國有經濟發展指數的排位中,廣東排第2位,浙江排第3位,上海排第10位,而東北三省的遼寧排第13位,吉林排第17位,黑龍江排第24位。[7]怎么能說“東三省超過浙、滬、粵”呢?如果從《2016中國民企500強各省區市上榜企業數量及總營收排行》來看,東北三省與浙、滬、粵的差距就更為明顯了。(見表16)微信圖片_20211128154113

    從上表可見,在2016公布的2015年全國民企500強中,浙江占134家,廣東占50家,上海占14家,而遼寧只有7家(大連萬達集團股份、遼寧億達集團、盤錦北方瀝青燃料、遼寧環嘉集團、錦聯控股、同益實業集團和沈陽遠大企業集團),僅占1.4%,7家總營業額為3498.5億元;吉林和黑龍江各只有一家(吉林修正藥業,營業額為575.2億元;黑龍江東方集團,營業額為362.9億元),東三省遠遠落后于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這怎么能說“東三省超過浙、滬、粵”呢?

    以上是2016年公布的2015年全國民企五百強情況,那么,2020年公布的2019年全國民企500強情況如何呢?從地域分布來看(見表17),2019年民企五百強分布在中國28個省市區中。浙江依然是冠軍,高達96家(比2018年多了4家);第2名為江蘇90家(比2018年增加7家);第3名是廣東,58家,比2018年少了2家;至于上海,16家(比2018年增加1家);東北三省11家,比2018年減少3家。遼寧排到第14名(8家),為東北民企第一省,比吉林(2家)、黑龍江(1家)要好一些。微信圖片_20211128154117

    還有,在2018年發布的2017年全國民企500強營業收入前二十名榜單中,遼寧的大商集團,曾經躋身榜單前十,位居第10位,營收達2808億元;大連萬達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也躋身榜單前二十,營收達2018億元。但兩年過后,兩家企業均在榜上被擠出前二十名(見表18)。微信圖片_20211128154120

    這里還需要說明的是,據全國工商聯披露平安保險、太平洋建設集團、民生銀行、阿里、騰訊、海爾等著名企業,未參加民企500強排序。如果他們參加排序,東北三省顯得更弱。有人說,“制造業是咱們東北優勢”,但從民營制造企業500強來看,此優勢并沒有顯現。(見表19)。微信圖片_20211128154123

    整個民營制造業企業500強中,遼寧只有2家、黑龍江只有1家,吉林沒有企業入圍。難怪有分析此新聞的人士疾呼:“東北振興,太需要努力了。”

    經濟調節之“銹”:市場化程度低,政府干預“沉重”。前文重點分析的是“所有制之銹”,下面轉而分析“經濟調節之銹”。這里的突出問題是經濟市場化程度較低(與“所有制結構”形成表里)。

    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的基調是市場不姓“資”,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繼之,黨的十四大提出中國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過20多年實踐,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一個閃光思想,“使市場在資源配置性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政府發揮更好作用”。最關鍵的就是五個字——“決定性”和“更好”。筆者認為,這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在“經濟調節結構”方面最大的理論進展。這是一個理論突破,意味著“中國經濟將向政府干預型模式告別”。[8]

    那么,東北“經濟調節結構”,究竟是“市場決定”,還是“政府主導”(或稱“政府干預型”模式)?東北長期以來存在的“政府主導”模式到底改了多少?筆者調查的結論是:東北地區政府權力存在明顯的跨界,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沒有得到充分體現。201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的若干意見》在揭示東北“體制病”時第一個判斷就是“市場化程度不高”。這是符合東北實際情況的,需要從“市場化”視角切入進行深入探索。在資源配置方面,世界各國都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市場化,總會有政府調節的一定空間。如何從統計數據上測算上述“使市場在資源配置性中起決定作用和政府發揮更好作用”的程度,是一個需要探討的問題。王小魯教授、樊綱教授等于2017年1月和2019年分別出版了兩份《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該報告是從五個方面來測算市場化程度的:(1)政府與市場的關系;(2)非國有經濟的發展;(3)產品市場的發育程度;(4)要素市場的發育程度;(5)市場中介組織的發育和法律制度環境。[9]其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又有三個分項指標:①市場分配經濟資源的比重;②減少政府對企業的干預;③縮小政府規模。應該說,用上述五大方面和“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三個分項來反映市場化程度是具有合理性的。

    在《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里,雖然沒有找到中國分省份市場化進程的某一年份“距離市場化目標的進程數據”和“政府與市場調節的各自比重數據”,但是該書披露的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相對數據(市場化程度最高的省份得分為10,最低的省份得分為0,然后確定某一省在0與10之間的得分及其位置,并且把報告期與基期相比)還是很有價值的,為研究東北三省的市場化新視角提供了新材料。

    基于王小魯教授、樊綱教授等《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2016)》的數據,遼寧省在2014年“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方面排在全國第21位,“市場分配經濟資源的比重”方面排在第13位;“減少政府對企業的干預”方面排在第25位;“縮小政府規模”方面排在第19位。吉林省在2014年“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方面排在全國第19位,“市場分配經濟資源的比重”方面排在第12位;“減少政府對企業的干預”方面排在第16位;“縮小政府規模”方面排在第21位。

    黑龍江省在2014年“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方面排在全國第15位,“市場分配經濟資源的比重”方面排在第14位;“減少政府對企業的干預”方面排在第14位;“縮小政府規模”方面排在第15位。另外,在“要素市場的發育程度”方面表現較差,其中“金融業的市場化”排第26位,“金融業的競爭”排第27位,“信貸資金分配的市場化”排第25位,明顯居于相對靠后的位置。[10]倘如用第二份指數報告,即2019年最新的指數報告進行分析,情況同樣不容樂觀(略)。

    上述數據盡管只是位次的相對數,而且在采集時也難以避免被誤報,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場化指數情況,與筆者在實際調查中獲得的一些案例感悟大體符合。筆者的結論是:東北三省市場化程度依然不高,政府干預型模式仍在發揮較大作用。

    東北的“體制病”不是“偽命題”而是“真命題”。從以上可以看出,在“所有制結構”方面,東北地區民營經濟確實發展不充分,國有經濟比重過高且效益不佳,國有經濟存在“沉重的翅膀”;在“經濟調節結構”方面,東北地區確實市場化程度不高,行政調節存在“沉重的翅膀”。

    不過,對此學界是有爭論的。這里的核心命題是,“東北國有經濟的比重過高且效益不佳,民營經濟不發達”,究竟是“存在”的,還是“不存在的”?是個“偽命題”,還是“真命題”?其實,只要看看上述《中國會計年鑒》等經濟資料,并到第一線做些調查,不難得出相應的結論。

    當然,對于東北復雜的問題,學界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但筆者再次建議:各界應正視東北的“體制病”。這不是個“偽命題”,而是一個“真命題”。體制病造成的后果是嚴重的。按照市場經濟運行的一般規律,經濟體在具有足夠彈性和韌性的條件下,有一定的自我修復能力。但在東北,由于市場體制尚不完善,經濟體資源配置的靈活度不足,自我修復能力比較弱。在宏觀經濟下行情況下,會產生比較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以致陷于困境。這種體制的“銹帶”必須尋求突破。

    結構的“銹帶”:封閉的對外結構與板結的動能結構

    “經濟結構”一詞,內涵有廣義與狹義之別,人們在使用時也有各自不同的指向。筆者研究東北的經濟結構,最關注的是三點:第一點是“對外”方面的結構;第二點是需求結構;第三點是產業結構。重點是第一點和第三點。

    封閉的對外結構:對外開放度低。在東北亞局勢出現緩和跡象之后,東北將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前沿。在東三省和內蒙五盟(市)的大格局中,遼寧省條件是最好的:既沿海,又沿邊。其中,海岸線東起鴨綠江口,西至綏中縣老龍頭,全長2294.4公里,占全國海岸線長的12%,居全國第五。另,邊境線鴨綠江流域長235.6公里。

    吉林、黑龍江以及東五盟雖然不沿海(吉林屬于近海),但皆屬于我國沿邊境?。▍^)之一,且邊境線都很長:黑龍江省與俄羅斯的邊界線長達3045公里;即使夾在黑遼兩省中間地帶的吉林省邊境線也有1438.7公里。優越的地理條件為東北的對外開放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但東北的對外開放度則一直不高。1979年,筆者第一次赴東北作系統調研時了解到,1978年東三省對外貿易總額占GDP的比重只有3.56%,比全國當時的平均水平要低6個百分點。40年后,隨著全國各地開放力度進一步加大,東三省2017年對外貿易總額占GDP的比重為16.74%,縱向比有明顯進步,但與全國當年的平均水平比,差距則進一步擴大了: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約17個百分點。這與對外開放的格局,與其所承擔的中國對外開放前沿的戰略角色是極不相稱的。

    板結的內力結構:新舊動能難轉換。首先看需求:三個層面的消費需求相對減弱。需求結構是經濟結構的重要方面。筆者是一個“需求側與供給側結合論”者,主張“供需并重,兩側發力”,[11]并且在邏輯上把居民消費放在突出位置。2015年筆者出版的《人本型結構論》在需求結構上,瞄準提高“居民消費率”,并把需求結構放在“人本型結構六大結構”之首。[12]對于東北的需求結構,筆者從三個層面來進行“砸核桃”式剖析。

    第一層,從三省最終消費占全國比重的變化來看,在1993年到2013年20年間,黑龍江省由3.66%下降到2.65%,吉林省由2.09%下降到1.83%,遼寧省由4.62%下降到3.73%。

    第二層,在最終消費中,居民消費比重下降:居民消費占最終消費(包括政府消費和居民消費之總和)的比重,在1993年到2013年20年間,黑龍江省由83%下降到62.49%,吉林省由83.68%下降到68.39%,遼寧省由80.02%下降到78.89%。

    第三層,在居民消費中,除擁有較多國營農場的黑龍江省外,吉遼二省農村居民消費比重下降較多,仍按上述20年統計,吉林省由34.51%下降到26.17%,遼寧省由31.19%下降到17.15%。同時,“板結方式病”還體現在拼資源、拼人力、拼設備,增長方式粗放。東北“投資驅動型”經濟特征明顯,有數據佐證。

    東北三省全社會固定資產年度投資額2003年為4212億元,2004年為5580億元,2005年為7679億元,2006年為10520億元,2007年為13920億元,2008年為18714億元,2009年為23733億元,2010年為30726億元,2011年為32643億元,2012年為41043億元,2013年為46540億元,2014年為45899億元,2015年為40806億元。前10年,投資與GDP之比大概平均在56.78%左右,最高的年份達到86%。從2003年中央第一個《關于實施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的若干意見》發布時的4212億元,到2016年中央第二個《關于全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的若干意見》發布的前一年(2015年)的40806億元,能夠明顯看出東北“投資驅動型”的經濟增長,但是這種經濟增長模式還能繼續下去嗎?

    另外,“創新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尚未形成,也是缺乏新動能的突出表現。技術創新對經濟發展的作用較弱。雖然,東北有一定研發基礎(如哈爾濱工業大學、吉林大學、大連理工大學、東北大學等高校的信息和自動化專業水平較高),但相關產業卻沒有發展起來。這很耐人尋味,原因主要在于創新動力不足。據2015年《中國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數據,東北GDP占全國的8.4%,而高技術企業在全國的占比只有4.5%,高科技的主營業務收入,占比也只有3.65%。“失衡”的產業結構:現代服務業和新型產業滯后。東北是中國“工業的搖籃”。在產業結構中,第二產業長期居于主導地位,這是歷史形成的,同時也是東北經濟的優勢之所在。

    從三大產業結構來看,2003年至2012年第一輪振興的“政策驅動期”,驅動第二產業一度回升,但自2013年之后,第二產業再度回落。整個東北產業結構有向“三、二、一”轉變的跡象,但是仍有不少問題。

    首先,產業結構:服務業仍發展滯后。2015年,整個東北地區服務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為37.6%,比全國平均水平(46.1%)低8.5個百分點,而更為值得憂慮的是,這比2010年同樣比值還要低6.3個百分點。盡管2018年三省服務業比重有上升趨勢(從2018年政府報告來看,吉林第三產業已經達到49.1%,遼寧稱“逐步提升”),但服務業仍未成為該地區的支柱產業。其次,工業結構內部:重工業比重超高,新型工業滯后。由于歷史原因,東北三省二產比重過高,二產中重工業超高。1980年筆者曾寫過一篇論文《黑龍江省的輕工業為什么如此薄弱?》。[13]40年后,東北三省重工業增加值占工業增加值的比重仍在70%左右,尤其是煤炭、石油、鋼鐵、有色等“原”字頭比重過高,而新型工業發展滯后。尤其是在新一輪技術革命蓬勃發展且離中國東北漸行漸近的情況下,更應從全球和

    全國產業布局來思考這一問題。這屬于結構調整需要解決的問題。

    文明方式的“銹帶”:“官本位”較重、契約精神淡薄與傳統的“工業文明”

    前面,我們分析了體制“銹帶”和結構“銹帶”,從更深的層面來看,還有文明方式方面的“銹帶”。它不僅涉及經濟發展,而且涉及社會、文化和生態發展樣式,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面。

    “官本位”較重。東北的“官本位”并不是東北人民天生就有的,而是在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1949年建政伊始,中央選定東北作為新中國第一個重要工業基地,因當時沒有經驗可依,便把蘇聯斯大林30年代至50年代初的體制移植過來,東北逐步成為“計劃經濟的大本營”。而斯大林30年代至50年代初的體制是什么呢?歷史文獻顯示:斯大林30年代建設社會主義的綱領是一個“最大限度的集中起來”的綱領。有學者分析道:斯大林是要“按照一個全國性的計劃把全國所有經濟活動最大限度地聯合起來,使生產最大限度的集中起來”。這樣必然導致“整個社會聯系體制的官僚化”。[14]這就是根深蒂固的“官本位”的來源。

    在這種“整個社會聯系體制官僚化”的影響下,會產生許多問題。筆者于1992年在《南開經濟研究》發表的論文中指出:一是,“行政依附(包括人身依附)”;二是“特權”;三是“封閉”。這是“束縛和抑制人的積極性、創造性的主要問題”。[15]筆者在2008年出版的《人本體制論》一書的扉頁上寫有題記:“在傳統的計劃經濟模式下,人的主體性被集權所壓制。”[16]書中指出,“權力拜物教”是一條通往奴役人的道路。這是東北文明方式“銹帶”的突出問題。這種“官本位”,如果不能破除,所謂轉型,所謂改革,所謂振興,都難以突破。

    契約精神淡薄。契約就是我們常說的“合同”。契約精神是文明社會的主流精神。一般來說,契約精神有四個支點:(1)契約自由精神;(2)契約平等精神;(3)契約信守精神;(4)契約救濟精神。其中,契約信守精神是契約精神的核心,也是契約從“習慣”上升為“精神”的倫理基礎。我國核心價值觀把“誠信”作為公民信奉的基本原則之一,可見契約社會與誠信社會是緊密相連的。

    契約精神這四種精神內涵在社會發展和進步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一則,契約精神促進商品交易的發展,為法治奠定經濟基礎;二則,契約精神為市民社會提供良好秩序;三則,根據契約精神辦事,有利于控制公權力的濫用(避免公權力對私權的侵害)。無論是從哪個角度看,契約精神都對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構建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良性運轉起著積極作用。

    從工商文明史角度研究,雖然中華民族曾是一個重視商業的民族(夏朝之后,中原曾以“商”為國號),但是,在世界進入工業革命之后,中國的商人群體未能成為一支經營工商業的獨立力量。此后,由于近代史上前所罕見的“官商勾結”與官僚資本的打壓,使民間資本和工商文明受到極大的限制和阻遏。新中國成立后,在上面所述由蘇聯引進的高度集權計劃經濟體制和“整個社會聯系體制官僚化”(“官本位”)的雙重壓力下,工商文明一直沒有發展起來。其結果是那些工商經營者雖然能積累起可觀的物質財富,但是未能爭取到相應的政治地位和精神財富,這一點在東北表現比較突出。

    經常聽到人們說東北是一個“熟人社會、人情社會”,而不是“契約社會、法治社會”。并不是說東北鄉親沒有對契約精神和法治環境的渴望與呼喚,而是說,由于計劃經濟體制和“整個社會聯系體制官僚化”,而使契約自由精神、契約平等精神、契約信守精神和契約救濟精神相對薄弱。這個問題,如法國歷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在《世界史綱》中所說:可能與“政府的權力太大”有關。陳舊的“工業文明”而非“生態文明”。從文明形態來研究,東北還是處在傳統的“工業文明”思維階段。這就涉及第三個文明方面“銹帶”問題。長期以來,東北的工業化尚處在初期階段。

    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按照國際著名發展經濟學家錢納里和庫茨涅茲的模型標準,[17]總體上判斷東北多處在由工業化中后期向“工業化后期”轉變階段,其中沈、大、哈、長地區已經率先進入“工業化后期”。因此,需要思考如何超越傳統的“工業文明”思維,邁向一種新的文明——生態文明的問題,建議以“天地人產權”,打造“天地人生命與共”的東北。

    結論與建議

    通過以上分析可見,東北經濟問題不是一個“病”,而是“綜合癥”或“并發癥”——體制?。?ldquo;沉重的翅膀”;結構?。悍忾]的結構和“失衡的格局”;文明方式?。?ldquo;官本位”較重、“契約”精神單薄和傳統“工業文明”而非“生態文明”的模式。面對東北存在的“綜合癥”和“并發癥”及其深層內在矛盾,必須推進全方位的改革和轉型。唯此,方能突破“三重銹帶”。全方位的改革和轉型,應回答四個問題。

    一是面對世界和中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該用什么樣的“東北觀”來觀察東北的戰略地位?筆者建議應確立“大三觀”:第一,縱向上,“大歷史觀”;第二,橫向上,“大格局觀”;第三,內向上,“大角色觀”。具體內容,另文專門論述。

    二是面對紛繁復雜的東北問題,我們該認定什么樣的“戰略根基”并采取什么樣的“行動策略”?建議采用“扎根人本、全面轉型、突出重點、精準發力”的“16字訣”,尤其應強調東北轉型的戰略根基在于謀求“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在此戰略導向基礎上,全面轉型,突出重點,精準發力。其中,“精準發力”含有“私人定制”之意。

    三是在新階段我們該轉型出“什么樣”的東北?筆者建議可提出“五個新東北”的具體目標,即:(1)在所有制上,針對東北“國有經濟缺乏活力,民營經濟不大不強”的實際,打造“國有經濟增強活力,民營經濟做大做強”的東北;(2)在資源配置機制上,針對東北“‘婆婆’干預過多、市場化程度低”的實際,打造‘婆婆’減少干預,讓市場經濟‘媳婦’當家作主”的東北;(3)在對外開放上,針對東北“封閉、狹隘”的實際,打造“面向東北亞及世界:打造開放新前沿”的東北;(4)在新舊動能轉換上,針對東北新動能不足的實際,實行“大四新”方略,打造“鳳凰涅槃”的東北;(5)在生態保護和可持續發展上,針對東北“‘竭澤而漁’,后患已見”的實際,來打造以“天地人產權”“天地人生命與共”的東北。

    四是針對東北的思想實際,東北的思想解放,究竟要從哪里解放出來?建議緊扣“思想的三個解放”,即從計劃束縛、行政依附和封閉老路三個方面解放出來,以便與人類先進文明相交融,這是問題的根本。

    注釋

    [1]常修澤:《產權人本共進論》,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0年,第4頁。

    [2][3][4]常修澤:《包容性改革論》,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219、220、190頁。

    [5]常修澤:《“再振興”東北戰略思路探討》,《人民論壇》,2015年第11期。

    [6]引自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在2013上海國資高峰論壇的報告,2013年12月31日。

    [7]王小魯、樊綱、余靜文:《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2016)》,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

    [8]《經濟學家常修澤:政府干預模式真該告別》,人民論壇網,2014年3月14日

    http://theory.rmlt.com.cn/2014/0314/244120.shtml

    [9]王小魯、樊綱、余靜文:《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2016)》,2017年。

    [10]東三省有關數據參見王小魯、樊綱、余靜文著:《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2016)》,第84~98頁。

    [11]常修澤:《論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相結合的新方略——2015年12月在北京大學所作的學術報告》,《改革與戰略》,2016年第1期。

    [12]常修澤:《人本型結構論》,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5年。

    [13]常修澤:《黑龍江省的輕工業為什么如此薄弱?》,《經濟研究參考資料》,1980年第156期,并上報國務院財經委員會。

    [14]轉引自張卓元主編:《政治經濟學大辭典》,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990~991頁。

    [15]常修澤:《市場經濟的發展意味著將使人獲得一次新的解放》,《南開經濟研究》,1992年第5期;《文摘報》,1992年12月13日第989期。

    [16]常修澤:《人本體制論》,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8年,扉頁。

    [17]常修澤:《人本型結構論》,第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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